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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河文化漫谈

发布日期:2017-11-23 15:24:54      来源:东阿新闻网      点击:      

  李白有诗曰:黄河之水天上来,奔流到海不复回.它生动地描述了黄河之水的壮观景象。黄河,古称“河”,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,似一条巨龙一般,一路蜿蜒东流,依次穿越青藏高原、黄土高原、内蒙古高原、华北平原。黄河全长5464公里,是中国第二大河,也是世界第六长河(前五位分别为尼罗河、南美洲的亚马孙河、长江、密西西比河和俄国的叶尼塞河)。

  正是由于携带了黄土高原的泥沙,河水变黄,恰巧与中华民族的肤色一致,黄河之名由此而来。

  一、黄河文明

  黄河在菏泽市东明县进入山东境内,流经菏泽、济宁、泰安、聊城、济南、德州、淄博、滨州、东营9市25县(市、区)之后,于东营市垦利县注入渤海。在山东境内,黄河全长为628公里,是山东第一大河。

  综观世界历史,人类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大都位于河海之滨或河流交汇之地。世界有四大古代文明:古埃及文明,发源于尼罗河;古印度文明,发源于恒河;古巴比伦文明,又称两河文明,发源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。而古代中华文明,则发源于中华民族的母亲河——黄河。

  自古以来,黄河洪水会周期性地泛滥。黄河泛滥有两方面的影响:一方面会给华夏先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,另一方面也会带来着大量泥沙,形成广阔而肥沃的冲积平原。正是在这片黄色的原野上,孕育出了辉煌灿烂的黄河文明。

  自黄帝王朝时期(即传说中的五帝时代,含黄帝、颛顼、帝喾、尧帝、舜帝)开始,许多部落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不断繁衍、生息,创造了璀璨的黄河早期文明,如甘青文明、中原文明、海岱文明,其代表性文化有河南的仰韶文化、大汶口文化、甘肃的马家窑文化、龙山文化等。

  1、龙山黑陶

  1928年4月4日,清华学校(清华大学前身)人类学专业的大二学生吴金鼎(后来成为中国著名考古专家),在进行田野调查时,恰巧路过城子崖。在这座台地上,他不经意间捡到了一些破碎的遗物,有石块、有贝壳、有兽骨,还有几块陶片。凝视着这些陶片,吴金鼎陷入了深深的思考,而他的心情却随之越来越激动,愈来愈兴奋,因为他愈加确信自己发现的不是一般的陶片,因为它们的颜色是黑色。这些陶片,有着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——黑陶。以黑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,故被称“黑陶文化”,因为首次发现于龙山镇,故又被考古学家命名为“龙山文化”,距今约4600—4000年,之后又陆续在山东、河南、山西、陕西等地发现该时期文化遗存,统称为“龙山文化”。而出现在这一时期的黑陶统称为“龙山黑陶”。

  陶器之所以成为黑色,是因为在器皿烧制的最后一个阶段,人们从窑顶徐徐加水,使木炭熄灭并产生浓烟渗入器皿,从而将其熏黑,形成乌黑如漆的效果。龙山黑陶开创了陶器发展的新阶段,代表了陶器制作工艺的一个新高度。

  2、大汶口文化

  大汶河,古称汶水,是黄河在山东的唯一支流,是黄河入海之前的最后一条支流,是泰安市最大的河流,也是全国罕见的一条倒流河。它发源于泰莱山区,由东向西流经莱芜、新泰、泰安、宁阳、肥城、东平、汶上等地之后,注入东平湖,最终汇入黄河,全长208公里。大汶河之所以倒流,固然是因其所处地形东高西低而致。

  《诗经·齐风·载驱》最早记载:“汶水汤汤,行人彭彭。鲁道有荡,齐子翱翔。汶水滔滔,行人儦儦。鲁道有荡,齐子游敖。”(译文为:“汶水日夜哗哗淌,行人纷纷驻足望。鲁国大道宽又平,齐子回齐去游逛。汶水日夜浪滔滔,行人纷纷驻足瞧。鲁国大道宽又平,齐子回齐去游遨。”这里的齐子,是一位绝色美女,名为文姜。

  文姜是当时齐国国君齐僖公的次女、鲁桓公的夫人。文姜会时常回家省亲,省亲时需穿过汶水。为了方便妻子渡河之后歇息,鲁桓公特在大汶口渡口附近为其修建行宫,名为“文姜台”。谁也不曾想到,这个文姜台后来却成为文姜与其亲生哥哥齐襄公诸儿的幽会之所。诸儿荒淫无道,昏庸残暴,以致国政大乱。诸儿有两个弟弟,分别为姜小白和姜纠。因担心遭到哥哥迫害,公子纠在管仲的护送下逃至母亲的故乡鲁国,而公子小白则在鲍叔牙的保护下逃至莒国。姜诸儿被堂弟公孙无知弑杀,取而代之。一年之后,公孙无知就被人袭杀。得到消息的公子纠和小白遂启程回国争夺国君之位。因恐小白先到,管仲快马加鞭,在一条大道旁边伏击小白,并一箭射中小白(幸运的是,此箭并未射中要害,仅射中腰间皮带上的铜钩)。小白急中生智,害怕管仲再来一箭,惨叫一声,口吐鲜血,佯装倒地而亡,成功骗过管仲,并赶在公子纠之前到达齐国,登上国君之位,他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齐桓公。

  古人穿越汶水的方式极为特殊,其间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。据说,最初汶水只是一个小水沟,人们只需要轻轻一迈即可越过。后来,由于山水长期的冲刷,小水沟渐渐变成一条小河,路过的人们便将挑东西的扁担放在小河两岸,搭成一座独木桥。随着河床越来越宽,扁担的长度已无法满足渡河的需求。于是,“筏瓮渡水”的渡河方式便应运而生——渡河工具为一口四周捆绑着木棍等漂浮物、形似木筏的大瓮,渡河之人或货物皆置于瓮中,由水性极好的健壮男子数人边游边推,送至对岸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,过往行人及货物越来越多,以瓮渡河的传统方式显然不再适用,逐渐退出历史舞台,取而代之的是木制渡船。

  其实,先民之所以选择于此地栖居,绝非偶然之举。这里不仅拥有丰富的水源,更拥有肥沃的土壤。大汶河两岸为冲积平原,地势平坦,土层厚实,质地优良,肥力强劲。这片肥美的土地拥有一个响当当的专有名字,叫作“汶阳田”。

  春秋战国时期,汶阳田本属鲁国所有,但因其土地肥腴且处于齐、鲁两国交界处,故而招致齐国的觊觎垂涎,并由此引发了多次战争,所谓“自古闻名膏腴地,齐鲁必争汶阳田”。在众多战争之中,最著名的当属爆发于周庄王十三年(前684)的长勺之战。在此次战役中,著名军事理论家曹刿灵活运用“一鼓作气,再而衰,三而竭”的作战原理,书写了一部以弱胜强的战争传奇,最终使得汶阳田重返鲁国(成语“汶阳田反”大概即源于此)。

  二、河神信仰

  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,既哺育了一代代中华儿女,又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。然而,受各种因素的影响,黄河时常决堤改道,河水泛滥成灾,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苦难。对于黄河,人们爱畏交加。在原始社会,受自身知识水平所限,在先民的意识之中,黄河的风平浪静或喜怒无常不是率性而为,而是由一位神灵掌控。于是,在这种感恩和恐惧的双重情怀下,产生了原始的河神信仰。

  最初,河神信仰是一种自然神崇拜,先民们将黄河本身视为一位至高无尚的神灵,对其顶礼膜拜。当人类跨入新石器时代之后,受原始宗教观念的影响,河神逐渐从黄河本体中独立出来,由自然神发展成为一个人格化、社会化、世俗化的神灵,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。

  史籍上记载的河神,最早的一位是河伯。在先秦时代,人们一直将河伯奉为神明加以敬奉,不过,祭祀的方式却有些惨无人道,令人发指。在人们朴素的意识中,黄河之所以泛滥,缘于黄河之神河伯的愤怒。而愤怒的根源,在于河伯没有媳妇。于是,为了取悦河伯,迷信的人们每年都会含泪将一位如花似玉的妙龄少女扔进滚滚黄河,这便是所谓的“河伯娶妻”。而对于大禹,人们一直将其视为一位泽被后世的治水英雄,多数情况下并没有将其视作具体的河神。

  河伯之后的河神为西汉名臣王尊。王尊,西汉涿郡高阳(今河北高阳县)人,生卒年不详,以执法严格、执政为民著称于世。在他担任东郡太守(相当于地级市市长,治所在今河南濮阳)时,时逢黄河暴涨,河堤决口。为保一方百姓平安,王尊不畏艰险,亲自率领民众修坝筑堤,并将自己的住所搬到大堤之上。洪水再次到来之时,民众纷纷逃离,唯有王尊岿然不动,一直在此坚守。所幸的是,黄河之水渐渐退去,河水安澜,大堤无恙。人们都为这位父母官的舍己为民、舍生取义的精神所深深感动。“及卒,民以神灵供奉之。”值得一提的是,与王尊同时代的治河能臣王景虽然功绩卓越,却只能享受与大禹相同的待遇——一名为世人仰慕的治水英雄。

  王尊之后,再也没有出现过新的河神,一直到唐代才被龙神所替代。龙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兽。古人认为龙能兴云布雨,主宰晴雨旱涝,民间自古以来就有祭祀龙神祈雨的风俗。唐代之后,随着佛、道两教的日益兴盛,龙神的地位不断提高,逐渐占据了江河湖海各处水域,并被尊奉为龙王,成为民间水神信仰中最为重要的神祗。人们在各地水域附近兴建龙王庙供奉神灵,祈求风调雨顺,五谷丰登。

  明清时期,黄河两岸的人们所崇信的河神主要是大王和将军。大王有6位,将军共64位,以大王的身份更为显贵。

  三、鲤鱼文化

  鲤鱼,因其鳞有十字纹理而得名。它是我国一种古老的、珍贵的鱼类,自古以来鲤鱼即享有“鱼王”之美誉。在我国,鲤鱼是一个种类繁多的大家族,共有成员20多个,其中以黄河鲤鱼最为著名,它与松江鲈鱼、太湖银鱼和长江鲥鱼并称为中国四大淡水名鱼。黄河鲤鱼之所以享誉古今,美名远扬,缘于三个重要因素:美、高、富。

  鲤鱼之美,美于其色,美于其形,美于其味。首先,黄河鲤鱼又被称为赤锂、黄鲤,鳞翅金黄,闪闪发光,鱼尾赤红,鲜艳秀美。这种金赤相合的体色,在淡水鱼中是极为罕见的。

  鲤鱼之高,高于价值。首先,黄河鲤鱼是一种高蛋白食物,含有丰富的人体必需的氨基酸、微量元素(如铁、铜、锌等)和大量元素(如钙、镁、磷等),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。其次,黄河鲤鱼还具有较高的医疗价值。据《本草纲目》、《神农本草经》等古代经典医书所述,黄河鲤鱼是入药的上佳补品,有养肝补肾之功能,有开胃健脾、利小便、消水肿、去寒气、下乳汁之功效,对中耳炎、赤眼病、孕妇浮肿、月经不调等病症均有一定疗效。

  正因于此,鲤鱼自古至今一直被视为名贵佳肴,深受人们的喜爱。关于鲤鱼的最早记载见于《诗经》,其中有诗云:“岂其食鱼,必河之鲤”。在古代文献中,“河”专指黄河,“河之鲤”当然指的是黄河鲤鱼。在汉代,也有许多赞美鲤鱼的诗文,如“就我求珍肴,金盘烩利于鲤鱼。”南梁时,著名医学家陶弘景称鲤“为食品上味。”在隋朝时,鲤鱼更是被列为“水陆八珍”之一,与熊掌、豹胎相媲美。作为一种倍受青睐的佳味珍肴,鲤鱼在高档宴席中非但不能缺少,而且一直被当作一道最硬的菜,来承担压轴的重任。

  鲤鱼之富,富于文化。人们之所以对鲤鱼情有独衷心,不仅是因为她那动人的姿色和可口的美味,更是因为她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。在世界上,中华民族是最具鲤鱼情结的民族。自大禹治水开始,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时间里逐渐将自己神圣的信仰、丰富的情感、美好的愿望注入到鲤鱼的身上,形成了源远流长、绚丽多姿、独具特色的中华鲤鱼文化,涉及到人们生活领域的各个领域。

  在饱尝河患洪灾的古人眼中,鲤鱼是一种具有“神性”的圣鱼,由于鲤鱼的外形(尤其是鳞片)酷似神龙,由于鲤鱼能够在惊涛骇浪中自由自在地游弋。因此,鲤鱼一直以来都被视为龙的化身,并被作为一种神圣的图腾,为人们顶礼膜拜。这种原始的崇鲤文化在日常生活、古典文学以及神话传说中均有反映。在多处母系氏族社会遗址(如半坡遗址)出土的彩色陶器上,都绘刻着鱼状花纹。在民间的祈雨仪式等祭祀活动中,鲤鱼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贡品。在许多中国古代文献、诗词歌赋(如《诗经》、《吕氏春秋》等)中,鲤鱼被赞为“鳞介之主”、“诸鱼之长”,拥有神变化龙、呼风唤雨的本领。另外,民间还流传着“鲤鱼跳龙门”、“琴高乘鲤渡海”等妇孺皆知的神话传说,在表达了人们的崇鲤信仰之余,也饱含了人们希望奋发向上、飞黄腾达、立地富贵乃至长生登仙的美好期盼。

  在鲤鱼所负载的人类情感中,最浪漫的当是鲤鱼传情。鲤鱼和鸿雁一起,作为书信大使,传递着人世间的友情、爱情。在古时,人们将书信写在绢帛上,然后将其装在鲤鱼腹内,送给亲朋好友或心仪之人。这种送信方法的确是有些罗曼蒂克,可是以生鱼作信封,问题也是蛮多的,比如成本昂贵、腥味十足,而且信封不能保鲜。后来,人们对信封进行了改良,改用两块木板拼成鲤鱼之状作藏书之函,来传递彼此的情谊,称为“鱼传尺素”。“客从远方来,遗我双鲤鱼;呼儿烹鲤鱼,中有尺素(即绢帛)书”,东汉蔡邕的这首乐府诗《饮马长城窟行》中的诗句,正是对古代“鱼传尺素”传统的生动写照。

  由于鲤”与“利”谐音,“鱼”与“余”谐音,有富裕、富贵之寓意,再加之上述其他文化内涵,鲤鱼因此成为我国民间流传最广的吉祥物之一。在窗花剪纸、建筑雕塑、织品花绣、器皿描绘等民间传统艺术中,鲤鱼形象随处可见。“年年有余”、“吉庆有余”、“娃娃抱鱼”、“富贵有余”、“双鱼戏水”、“鱼跃龙门”等各种各样的民间吉祥纹图,都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。 (冯林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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